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公共大厅，很多访客都会被悬挂在天花板上的一颗闪烁着金属光泽、带有四根纤细天线的球体所吸引。那是苏联在1959年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的全尺寸模型。它静静地俯瞰着下方的各国代表和访客，不仅是在纪念人类步入太空的瞬间，更像是一个关于“科学开放与合作”的永久隐喻。 这颗卫星诞生于 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 ，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科学大协作。在那个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冷战时代，全球67个国家的科学家达成了一项浪漫而伟大的契约：将太空探索作为研究地球的共同实验场。无论是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号”还是随后的美国“探险者1号”卫星，都在这一科学框架下承诺共享观测数据。这种跨越“铁幕”的合作，确立了科学作为人类通用语言的特殊地位，也证明了面对全球性的探索，竞争终将让位于共识。 将这颗卫星模型安置在联合国的大厅，其深意在于从视觉上提醒着世人：从空间轨道俯瞰，地球是一个没有边界、休戚与共的整体。这种精神催生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包括《南极条约》在内的国际法，确保了外层空间和南极不应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公地。它让人们意识到，最顶尖的科技如果只作为国家竞争的“围墙”，将失去其应有的高度。 这种从“封闭对抗”转向“开放资源”的逻辑，在今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五月初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第十一届“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多利益相关方论坛”讨论的主题之一。 多边主义危机中的国际科技合作 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罗伯特·戴特格拉夫（Robbert Dijkgraaf）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我们正再次身处紧张局势加剧、地缘政治碎片化的时代。多边体系本身正面临压力。而我们面前的诸多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生物多样性还是技术监管——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悖论：所有重大挑战都需要合作，但激励机制却日益趋向国家层面。各国正通过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技术，而非将其视为全球公共产品。我想说，国际科学合作是少数几股逆流而行、将各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之一。这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理解气候系统或管理健康风险。科学与多边主义志同道合。 ” 戴特格拉夫本人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数学物理学家和科学政策领袖，他于去年当选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席，预计将在今年10月就任。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学术研究、机构管理与政界高层：他曾长期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并于2022年至2024年出任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长。 将科学作为拥有共享基础设施的开放体系加以保护 他说：“问题不在于合作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显然是符合的——而在于怎样在如此艰难的时期维持这种合作？我认为这意味着，特别是科学体系本身必须发生改变。我们需要更公平的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科学能力。 我们必须将科学作为拥有共享基础设施的开放体系加以保护 。 这同样需要借助科学外交这一重要力量。 没有任何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能够在地缘政治舞台的第一圈——那个政治溅射区——置身度外。而我们科学家身处第二圈，虽然能做的事看似较少，却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贡献超越政治边界的专业知识。我们的行动跨越更长的时间尺度，并建立起能够经受住政治动荡考验的持久信任。 ” 作为弦理论和量子引力领域的权威专家，戴特格拉夫始终致力于推动“科学外交”与全球科学治理，以确保科技进步作为公共资源能够公平地惠及全球。 过度封闭 VS. 过于天真 他指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两种风险。一种是过度多疑、过度封闭，另一种则是过于天真。政府通常都比较多疑，但它们大多担心科学家们过于天真。 因此，我认为当前形势真正要求的是，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必须参与所有必须做出的决策。这对科学界来说是全新的局面，这意味着地缘政治问题将成为许多科学家工作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也是另一项挑战，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应对。 ”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多边合作事务负责人宣仁京（Inkyoung Sun）也出席了会议，她是韩国科学技术政策领域的资深专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创新教席教授。 宣仁京在会上分享了她对全球科研生态的“戏剧性变化”的观察。 她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过去普遍被视为公共产品，但如今似乎越来越被视为国家战略资产。原因在于界限正在模糊。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之间，或是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与两用技术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泾渭分明。 再看人工智能这类通用技术，它们既可用于造福公众，也可能被用于危险目的。正因如此，各国政府开始介入。他们利用公共研发资金作为杠杆，要求大学和研究人员监控其国际网络，报告外国合作伙伴，有时甚至在建立国际合作前进行尽职调查。学术界担忧，这种科技‘安全化’可能损害学术自由和开放科学。 ” 当“象牙塔”变为“战略前沿阵地” 作为韩国顶尖国家智库的核心成员，宣仁京的工作重点在于通过协调韩国与联合国、经合组织及东盟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政策的对接，并利用韩国的转型经验协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科研能力。 她指出：“大学和实验室不再只是象牙塔。它们已成为战略技术竞争的前沿阵地，因为如今它们开展的高价值研究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矛盾在当今最明显地体现在哪里？无疑是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合成生物学等。 这些领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自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参与其中。这带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推动研究与保护研究之间取得平衡。没有简单的正确答案，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科学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从设定研究选题到同行评审、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研究人员始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互动。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能够主导研究与创新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国际合作并非可选项，而是必然之举。但在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继续前进？我们需要聚焦于一些具体行动。首先，我们必须回归根本，重建科学界的信任。 我们需要在科学界内部重振核心价值观，即研究透明度或诚信，以及研究人员、科研机构及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尊重。其次，需要建立一种新型联盟。我称之为‘科学政策外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政策与外交的结合’。我们常谈论科学合作，但我们同样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由科技政策专家组成的强大国际网络。 我们需要那些设计治理和资助体系的人士相互沟通，从而打破国家层面的制度壁垒，让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自由合作，而不必时刻担忧合作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 AI应是“印出知识”的普惠纸笔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旭翔实验室主任王坚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的谈话自然聚焦于对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人工智能的演进。 王坚说：“一个手持笔、纸和橡皮，并遵循某些规则的人类，实际上就是一台通用机器。 这是（计算机之父）图灵首次提出的“通用机器”的概念。我常跟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大脑固然强大，但仅凭纸笔却无所作为。因此，在我看来，今天的人工智能更像是另一套更先进的“纸笔”，它将与我们的大脑协同工作，共同成就伟业。区别在于，用传统的纸张，我们印出了书，但借助AI，我们实际上印出了知识。 ”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共同前进的新型“纸笔”，那么这套纸笔是否足够普及、是否人人可握，便决定了文明进步的广度和深度。 王坚指出：“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模型时，既有开放模型也有封闭模型。我更倾向于将当今的开放模型称为开放资源模型。支撑任何人工智能模型的，是电力和计算能力。 因此，拥有开放AI模型确实有助于确保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采用。当然，这在安全及其他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无论如何，这确实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AI。对于私营部门和企业而言，大多数人可能都在致力于我们所说的封闭模型。因此， 我真心鼓励大家，由非营利研究机构来开发开源模型，这将有助于其他人 。 ” 警惕监管碎片化与“过度安全化”风险 科技的“无国界”理想与治理的“属地化”现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此，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多边合作事务负责人宣仁京还敏锐地指出了创新与治理在节奏上的错位，并对碎片化监管可能带来的协作危机发出了警告。 她指出：“治理机制的设计几乎总是滞后于创新。创新以技术发展的速度前进，但治理却只能以达成共识的速度前进，而达成共识需要大量时间。因此，这会带来一些风险。在我看来，近期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带来了两大主要风险。首先是监管碎片化的风险，因为建立国际共识需要时间。许多国家自然会根据本国的优先事项制定适合自身的人工智能规则。虽然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这种拼凑式的监管体系会造成复杂的合规障碍，使一线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开展跨境合作。 ” 宣仁京强调：“第二种风险是过度安全化。当治理体系仍在演进时，各国政府优先考虑安全与预防措施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人工智能这类通用技术，在缺乏成熟框架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依赖国家安全措施。尽管初衷良好，但这可能导致数据流动受限、削弱研究人员的流动性，进而可能关闭开放科学的大门。这正是我们应当重视科学政策外交的原因。 鉴于各国利益的多元性，建立单一统一的全球人工智能框架或法律或许过于雄心勃勃。然而，我们可以确保各自的人工智能框架具备互操作性。我们需要政策专家积极协调这些体系，确保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同时，不会无意中扼杀全球科研创新生态系统。” 拒绝筑墙，拥抱“不天真”的开放 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玛丽亚·莱普顿（Maria Leptin）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莱普顿是国际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也是全球科研管理领域的领军人物。她所领导的欧洲研究理事是欧洲资助卓越前沿研究的最权威机构。 她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变革称为“一段令人惊叹且引人入胜的过山车之旅，在乐观、积极展望与担忧之间来回摇摆。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莱普顿表示，她最近一直在读19世纪初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的作品。德·斯塔尔夫人是19世纪初欧洲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政治评论家和文学家。 她说：“德·斯塔尔夫人因为在法国国内赞扬德国和意大利作家的成就而被法国禁言。她曾讽刺地问道：难道我们要为法国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以隔绝德国思想的影响吗？我认为，有时我们现在也在被迫采取同样的做法。 筑墙无法保护我们，反而会阻断知识流入我们自身的经济体系。” 针对现代科技面临的这种 “既要开放、又要安全”的挑战，莱普顿给出了她的答案——一种“不天真”的开放态度。 她说：“如果你不分享想法，就得不到反馈。但要留意和谁分享。我认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我们必须保持开放，但不能天真。有时保护知识产权、不把所有成果都展示出来是很重要的。但基础必须是开放和分享。如果我们不分享，那还有谁来分享？”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流动不应被碎片化的监管或泛安全化的防御所阻断。如果我们能重拾半个世纪前探索太空时的勇气与互信，将科技进步视为全人类共有的“新型纸笔”，那么科学外交将不再只是一句理想主义的口号。唯有如此，那颗悬挂在联合国大厅的卫星才能真正从历史的注脚转变为未来的灯塔，指引我们走向一个互利互惠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 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